青岛市畜禽检疫管理办法
山东省青岛人民政府
青岛市畜禽检疫管理办法
青岛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控制畜禽传染病的传播，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是指猪、马、牛、羊、犬、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
本办法所称畜禽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熟制的畜禽的肉、油脂、脏器、皮张、毛、骨、蹄、角、血液、精液、种蛋、乳等。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饲养、运输、屠宰、销售及畜禽产品生产、运输、加工、冷藏、销售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青岛市及各县级市（区）畜牧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畜禽及畜禽产品的检疫管理工作；其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具体负责畜禽及畜禽产品的检疫监督工作。
工商行政、卫生、商业、交通、公交、财政、物价、技术监督、规划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畜牧部门做好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青岛市及各县级市（区）畜牧行政部门所属的畜禽防疫机构具体负责畜禽及畜禽产品的检疫工作。其中，符合定点屠宰条件并依法取得兽医卫生合格证的县以上国有屠宰厂、肉联厂对其屠宰的畜禽自行负责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
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负责辖区内畜禽及畜禽产品的产地检疫和上级机构委托的检疫工作。
第二章 检疫工作
第六条 畜禽及畜禽产品销售与运输实行检疫制度，凭检疫证明出售与运输。
畜禽出售前，应当经所在地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进行产地检疫，经检疫合格后，方可出售。
销售种用、乳用、役用畜禽及出口畜禽，应当经当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进行产地检疫。禽及畜禽产品运出市、县级市（区）辖区的，货主须在启运前到所在地的畜禽防检疫机构办理运输检疫手续，运输单位和个人凭有效检疫证明承运。
对乳用牲畜（奶牛、奶山羊），每年春秋两季各检疫一次。经检疫合格的，凭检疫证明销售乳品。鲜奶收购单位不准收购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牛奶、羊奶。
第七条 从本市辖区外调入畜禽及畜禽产品，贷主应当在抵达后24小时内，向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申报验证。查验合格后，方准存养或上市。畜禽防疫机构可根据需要进行抽样检查。
第八条 屠宰畜禽前，应当查验畜禽产地检疫证明或运输检疫证明，检查无误后，方可屠宰。前列证明，存放备查。
第九条 畜禽屠宰的检疫检验规程进行。经检疫检验合格，出具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并在胴体加盖验讫印章或标记；包装的畜禽产品，其包装上必须印有兽医卫生合格标记，凭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出场（厂、点）。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除猪、马、牛、羊、犬等大中型牲畜实
行一畜一证外，其它畜禽产品按批出具证明。
第十条 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
定点屠宰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畜牧行政部门核发的兽医卫生合格证，配备相应的检疫人员；
（二）有必要的检疫设施、仪器和设备；
（三）有符合规定的无害化处理设施；
（四）有相应的检疫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及其保障措施；
（五）国家规定的其它条件。定点屠宰场（点）应当具备省有关规定所规定的条件。屠宰户必须到当地政府指定的定点屠宰场（点）进行屠宰加工。定点屠宰场（点）从业人员应当按规定办理身体健康检查手续，检查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一条 县以下定点屠宰场（点）的检疫工作，由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具体负责，各级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符合定点屠宰条件的县以上国有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工厂，其屠宰的畜禽产品须加盖市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统一制作的验讫印章和本厂的验讫印章。所在地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可派员驻厂进行监督，也可定期或不定期地派员监督。
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在实施前款的监督检查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收取检疫费用。
第十三条 活畜禽凭有效的检疫证明上市，鲜肉凭当日畜禽产品检疫检验证明上市。
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下列畜禽及畜禽产品：
（一）封锁疫区内；
（二）无检疫检验证明的或检疫检验证明不符合规定的；
（三）染疫的；
（四）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
（五）其他不符合兽医卫生规定的。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市和各县级市（区）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按管理权限负责本辖区内市场肉类的检疫监督工作及进出我市（进出口过境的除外）的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实施监督检查。其兽医卫生监督人员执行任务时，应当按规定出示检查证件。
对在畜禽宰杀过程中向畜禽及其产品注水的，由畜牧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对突发重大疫情和重大疫情隐患，畜牧行政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紧急处理措施，并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建立举报奖励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对举报查实的，由畜牧行政部门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 畜禽饲养场、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其他定点屠宰场（点）等单位及在集贸市场从事畜禽及畜禽产品经营的个体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畜牧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兽医卫生合格，领取兽医卫生合格证后，方可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兽医卫生合格证，实行年审制
度。兽医卫生合格证应当按规定设置在明显位置。
第十八条 对市场销售畜禽及畜禽产品无合格检验证明、胴体未加盖验讫印章或肉体可疑的，由工商行政、畜牧行政管理部门暂扣。经兽医检疫人员补检合格补发证明后，方可上市销售；经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应当在检疫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并对环境、器具消毒。
第十九条 畜禽饲养、储存、屠宰场所和肉类联合加工厂等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畜禽防疫及兽医卫生的有关规定，经审查合格，方可办理施工等有关手续；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畜牧行政部门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有关规定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二条有关检疫检验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自检资格。
（三）违反第十四条（一）、（三）、（四）项规定的，按贷值的1至2倍处以罚款。
（四）违反第十四条（二）项规定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贷值的20％至50％处以罚款。
（五）违反第十七条有关规定未取得兽医卫生合格证从事畜禽及畜禽产品经营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从违法营业之日起计算，按累计营业总额的10％处以罚款。
（六）违反第十九条有关规定的，按该工程费用的1％处以罚款。
（七）假冒、伪造、涂改检疫证明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按本条（三）、（四）、（五）、（六）项处罚的罚款最高额不超过30000元。
第二十一条 对在畜禽屠宰过程中向畜禽及其产品注水和销售注水畜禽产品的，畜牧行政部门可暂扣其畜禽及畜禽产品，并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由畜牧行政部门收缴其兽医卫生合格证，属定点屠宰场（点）的，由有关部门取消其定点屠宰资格。
第二十二条 违反工商行政、卫生、物价等有关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妨碍、阻挠兽医卫生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予以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畜禽检疫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演艺动物、实验动物、观赏动物、家养的野生动物的检疫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实施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的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青岛市畜牧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2日
张驰 华东政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权利本质；意思；自由；利益；法力
内容提要: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
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1]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均蕴涵正义和合理，[2]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3]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4]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5]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6]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7]
1．意思说。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8]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9]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联系，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10]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11]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12]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13]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14]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15]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16]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
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17]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18]
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19]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21]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联系。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