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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政字〔2007〕4号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邢台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大曹庄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驻市有关单位：
《邢台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邢台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城市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切实加强城市绿化管理，严格实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根据《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省建设厅《河北省城市绿线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道路附属绿地等各类城市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第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并负责绿地建设的审批和监督。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并负责城市绿地的建设及日常的城市绿线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建设项目规划竣工认可，加盖“城市绿化审批专用章”，实施绿化“一票否决权”管理制度。
第五条 城市绿线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绿线界定规划。
第六条 编制城市绿地规划应从城市建设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等自然和人文条件，合理布局，与环境治理和文物古迹保护相结合。
第七条 城市绿线界定规划要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生产绿地及道路附属绿地等，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绿化应保证生态功效，注重层次、色彩和景观效果，并突出地方特色。
第八条 下列区域应界定城市绿线：
(一)现有的和规划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单位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地；
(二)城市规划区内的河塘、河道、鱼池、山坡、道路两侧等城市景观生态控制区域；
(三)城市规划区内的风景名胜区、古树名木规定的保护范围等；
(四)其他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
第九条 批准的城市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绿地、服从城市绿线管理的义务，有监督城市绿线管理、对违反城市绿线管理进行检举的权利。
第十条 在控制线范围内的现有绿地和未形成绿地，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台帐，负责颁发绿化管理证，确定维护和管理单位。
第十一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绿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管辖单位负责；单位自建的公园和附属绿地由该单位管理；居住区绿地由居住区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绿线内所有绿地、植被、绿化设施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植、砍伐、侵占和损坏，不得改变其绿化用地性质，不得进行经营开发。
第十三条 城市绿线内不得新建不符合绿化规划要求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城市绿线内现有的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设施应逐步迁出，临时建筑及其构筑物应限期予以拆除。
因特殊需要，在城市绿线的控制线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地上设施的，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根据《邢台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同类区域内落实补足绿地措施和经济补偿。
第十四条 改建、扩建、新建项目，必须按照《邢台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配套建设绿地。对达不到绿地标准要求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配套建设绿地应当与建设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十五条 配套建设绿地工程设计方案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后，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对配套建设绿地进行验收，配套建设绿地不符合绿地设计方案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在城市绿线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倒废弃物；
（二）攀折、损毁植物；
（三）擅自搭建临时设施或永久性建筑物；
（四）擅自排放污水，堆放杂物；
（五）有损生态和景观的其他活动。
第十七条 在配套建设绿地范围内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必须在工程申报验收前全部拆除，逾期不拆除的，按规定交纳占用绿地补偿费。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照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绿化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破坏绿地、树木及其设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反本办法规定致使绿地、树木损毁的，由上级主管部门对主管领导及其工作人员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摘要：罪犯的婚姻权是我国刑事法律未明文剥夺的一项权利，但这项权利与罪犯的人身密切联系，人身不自由时，权利的行使便很困难。因此，在民政部将罪犯婚姻还权于囚时，如何运作便是一个值得慎重的问题。
关键词：婚姻权、天赋性、条件性、非派生性、非对等性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文件未婚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仔细研读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其实这一规定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根据权力归位理论，公安部本身也无权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的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胡配军，男，1966年出生，江苏大丰人，汉族，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现为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高级讲师，曾参编著作多本，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多次荣获学术研讨活动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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