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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立法原则研究

闫海　石桂峰


【内容提要】我国政府采购的规模、开放度、影响力日渐增大，已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相应地政府采购法制建设任务繁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法规规章，中央各部委的部门规章，尤其财政部1999年三个重要规章和《招标投标法》以及正草拟中《政府采购法》和其配套法规必将构成庞大政府采购法律规范体系。本文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归纳政府采购立法中应遵循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并予以理论探讨与阐释，希冀对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应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法 立法原则

1996年我国政府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交单边计划中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APEC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以下诸因素协同作用，以致于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日程必须大大提前：首先我国政府虽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GPA)①，但必须恪守在加入WTO谈判中关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若干承诺及其遵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政府服务采购的相关条款约束，进一步规范、开放政府采购国内市场；其次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通常政府采购占GDP的10-15%，即使按GDP的10%计算我国1999年政府采购达1万亿之巨，此外，相当数量的项目因依靠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遵循国际惯例进行国际性竞争投标，致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实际部分开放，据测算市场开放度可达15%，且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碳酸饮料以及部分家用电器行业已经被外国供应商所垄断②;最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是相互的,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招标中标率不断上升,1996年中国企业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2.5万份,合同金额达102亿美元,其中中建公司等23家中国企业正跻身于世界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已成为对外经贸的新增长点,我国采购市场也不能不遵循对等原则而进一步开放，并且建立公共财政,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体制变革也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制度为支撑。“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必须纳入到严格法制轨道，1998年深圳率先制定我国政府采购第一部地方法规《深圳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之后上海、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市政府采购的地方法规规章陆续出台。中央机关的试点工作也从1998年初开始启动，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民政部、卫生部等部委也相继制定部门规章，1999年财政部颁布制定重要规章《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简称《招标投标法》）将部分运用公共资金的采购纳入强制招标范围，因而成为现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唯一法律规范。全国人大九届常委会正式成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军委等有关部门组成《政府采购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顾问小组，按照立法规划将于2001年该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2002年8月之前力争通过。③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可预见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必然是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且包括招标投标程序，采购合同监督，资金划拨，供应商准入资格，采购代理资格，申诉救济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庞大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贯串政府采购全领域，彰显现代行政精神，指引实践工作的政府采购基本原则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应包括下列原则：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
一、透明化原则
透明化原则，又称公开原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行政过程的规范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等透明化要求是激励公众参政议政，防止暗箱操作，避免权力寻租，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在国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法、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听政制度）、游说法等法律法规一般统称阳光法案，而素有“采购阳光法案”之称的政府采购法则运用制度安排将政府运用公共资金（Pubic Fund）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采购程式至于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采购因此成为“阳光下的交易”。笔者认为透明化原则应体现于资讯透明和程序透明两个方面。
（一） 资讯透明，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采购项目、方式、条件等资讯广而告之，让每一个潜在的供货商都有平等机会获取、处理相关信息。国外政府采购业已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资讯公开措施，例如借助报纸等传统媒介及政府公报等多种载体公布，或者成立一些旨在协助企业收集处理采购信息的中介机构，并且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采购网站成为采购信息进出重要渠道，而且网上投标，网上采购咨询等更为新经济时代政府采购的发展趋势。财政部的《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信息应通过财政部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公布”，而且细化了公告的内容与范围。2000年7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招标投标法》制订的《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进一步要求招标公告必须在计委按照“相对集中，适度竞争，受众合理”的原则确定的报纸、信息网络（指定媒体）免费公开，以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快捷、准确获取招标信息。近年来通过政府上网工程，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几乎都建立本部门本系统的政府采购网站，但是普遍存在维护不及时，内容不统一，影响范围小等亟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二） 程序透明，GPA中规定公开招标程序、选择性招标程序、限制性招标程序三种采购方式，而《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五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采购，即指政府采购机关或者受委托政府采购的业务代理机构以招标公告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投标，是程序透明度大，适用范围最广的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不仅要注意以上论述的采购项目，技术特征等资讯公开透明，而且在投标、议标、决标诸环节透明化以及采购机构履行真实明确记载采购纪录的义务，定期公开基本统计数据等并对投标方的质疑询问提供及时、准确答复。
二、 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激励、约束经济主体的有效机制是竞争，而实现竞争，防止竞争异化则要求公平，为实现政府采购目标与效益，就必须制定以下体现公平竞争的内容：
(一) 促进竞争，通过供应商之间竞争，形成有利于采购机关的买方市场，扩大采购回旋空间，优中选优，获得质量价格比最佳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促使供应商降低成本提供高质高效的商品、服务、技术。如前述，《暂行办法》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因透明度较高，竞争也较激烈，而被普遍采用，对于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暂行办法》则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以列举范围的形式限制其适用空间且要求采购机关进行竞争性谈判、询价应与三家以上供应商接触，维护价格竞争性。
(二) 供应商资格（Qualification of Suppliers），即为保证公共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时间而对参加竞标的供应商的技术条件、资历状况、信用程度的限制性规定。资格标准应在符合政府采购效率的前提下，给予每个有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充分机会。采购机关利用对采购标的技术、材料、设备等规格限制达到为特立人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俗称绑规招标，《暂行办法》针对此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供应商，以及含有倾向或排除潜在投标人的内容。”政府采购立法必须周详设计独立公正资格评审机构、客观公平的标准与科学透明规范的程序，在GPA第三条、第八条要求政府采购基于商业考虑对国外供应商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and Non-discrimination）是供应商资格平等的国际表达。
（三） 扶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不但成为地区经济主导力量，也是国民经济不可不或缺的重要支柱，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金特别是资讯收集能力制约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在一般商事活动，法律不可能强制要求强者一定照顾弱者；但政府采购不然，公平竞争应理解为机会平等基础上竞争，即采购机关在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同时，兼顾社会共同进步、富足、繁荣的公共利益目标，对中小企业适度倾斜。台湾地区的相应立法颇值借鉴，其政府采购法规定“主管机关得参配相关法律规定，采取措施扶助中小企业承包或分包一定比列以上政府采购”，并有相应实施细则《扶助中小企业与政府采购办法》。④
三、效益原则
效益原则，也有学者表述为物有所值原则(Value for Money)⑤，但笔者认为物有所值原则侧于价格效益之比，仅着眼于采购标的效用和功能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采购的立法原则而言，效益原则应包涵更广泛的内容:
（一） 资金效益，现代公共财政支出由政府采购支出和转移支出构成，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一直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旧的控制集团购买力、严格行政审批等行政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据有关数据反映，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率可达10%，1998年全国29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1.6亿元采购规模，节约资金4.16亿元，平均资金节约率为13.3%。⑥资金节约来源于以下:⑴政府采购规模效应节约的成本;⑵政府采购目标明确，合理配置，避免盲目分配和重复分配的资金浪费;⑶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操作，促使供应商适应需方要求，改变价格质量比，提高竞争实力。
（二） 行政效率，满足行政管理与公用事业资源需求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进行低成本高效益供给机制设计也是效益原则要求。依据此原则可思考立法上采购模式的选择，集中采购具有规模效应，利于公众监督等优势，⑦但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集中采购的较长时间、计划性的缺点决定必须辅之以分散采购，因此立法中应以保障行政效率为要求，对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适用领域作成符合国情的规定。
（三） 减少腐败与寻租行为引致效益外溢。政府采购制度是“阳光下的交易”，采购官员是在“金鱼缸”中，来自供应商、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全方位监督，抑制了公共采购活动中各种腐败与特权寻租，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党风政风廉政建设和实现财经秩序根本好转，但政府采购立法应避免由分散设租转为集中设租行为，稽查、约束机制的构建是不可豁缺的内容，例如采用信息公开，专家库设立，责任划分等以充分体现政府采购制度的效益强势。
（四） 兼顾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效益原则应包括公共利益的内容，即边泌所称的“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政府采购法塑造的法律主体，有异于追求的“最大利益为终极目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民事、商事法律主体，而应定位于有责任心、有民族感，时时考虑纳税人利益，处处着眼于全社会共同富足的政府机构。⑧兼顾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应体现于立法中，譬如供应商评价标准量化中加入残废人就业、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障等硬性要求。
四、 护民族工业原则
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在我国现有政府采购立法中鲜有体现，有学者认为其有悖于GPA的国民待遇与不歧视原则而持反对主张，其实不然GDA中也规定向发展中国提供特别或差别待遇原则的内容，即使一些发达国也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对本国商品、劳务、技术、工程的优先条款。美国最为典型，1933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购买美国产品法案》中规定，美国政府基于公共使用之目的只能采购在美国采掘或生产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所采购已制成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只能是实质上全部由在美国国内采掘、生产或制造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制成，并且应在美国国内制造。除非有关部门或独立机关的负责人断定购买美国产品在成本上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美国利益。1998年美国修改《购买美国产品法案》，增加了对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实施年度报告审查制度和对这些国家实施“采购禁令”的规定，依据法案，一旦某国家被“年度报告”认立为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企业实施歧视，将对该国家实行“采购禁令”，即政府不得从该国采购货物、服务或工程。实际上，美国政府采购中外国所仅占比例9%之低。
在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应当注意世界经济发展的民族化倾向，政府采购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立法上体现对国内民族产业的保护，笔者认为可规定下列措施：⑴产品原产地限制，规定产品国产化比重；⑵价格优惠，即在国内投标的性能相同情况下允许以优惠价格优先购买本国产品；⑶使用外汇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正当理由，规定限制与禁止外国供应商涉足的领域；⑷贸易补偿，要求中标外国供应商应当达的到某种比例国内采购份额或者转让某项技术或者在本地实业投资直接设厂，总之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显现内紧外松的格局，为民族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今后若干年是政府采购制度全面建立的关键阶段，立法任务繁重，《政府采购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贯彻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构建一个即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和谐统一的政府采购制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我国农村对基层司法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2003年的数据，全国大约是平均285人一起民事案件，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60%，从数量方面看，这表明我国潜在的司法需求主要来自农村，如果仅限于满足城市人口的司法需求就无法真正实现我国的法治蓝图。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现代化进程很快，但是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比例为每年1%，照此进度我国要实现较全面的城市化大概还需要40年左右。因此，中国农村对司法的需求不但巨大，而且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


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逐利性使农村矛盾中的经济特性日益显现出来，而不再以家长里短、婆媳纠纷为典型形式，农村招商引资、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房屋拆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追讨工资、工伤抚恤等新问题不断显露出来。第二，亲缘性。农村“熟人社会”的根本格局并未被打破，农民参与经济活动主要仍以亲友合资或合伙、亲戚等集体外出打工为典型形式，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亲戚邻里关系。第三，简化性。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被视为当代司法文明的体现，但与此同时却带来诉讼成本提高与诉讼效率低下的弊端，由于农村当事人的法律素养普遍较低，不能明确区分严格的诉讼程序与诉讼阶段，因而，他们只希望法院能以最为简便快捷的方式尽快结束诉讼。不论承认与否，农村与城市司法确实呈现出不同特征，这是当代中国司法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因此，高度重视进而有针对性地应对我国农村基层司法的特殊需求显得尤为必要。


重中之重是要结合农村现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只会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法院必须秉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理念，时刻注重从农村基层这一特殊大环境出发来开展工作。法官应深入农村、贴近农民，平衡好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的关系，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益来考虑，在现实和法律之间寻找一个切入点，找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成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正如苏力所言：“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国外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最终说了算的，必须是以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民意。”对于发生纠纷的农民，法官应极力说服他们心平气和理性维权，避免农民采取过于偏激极端的自救手段而使矛盾升级；针对农民文化素养和法律知识匮乏的现状，法官应加大基本法律的普及力度，通过举办民事诉讼宣传栏，将民事审判流程、诉讼费收取标准等诉讼知识予以张贴明示，从而提高农民的诉讼能力；在法庭审判及裁判文书中应当析法释明、充分说理，并引入判后答疑制度,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法院判决。


精简办案程序，灵活高效地处理农村纠纷。严密的法律体系与纷繁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农村基层司法不仅无法发挥出其优越性，相反会成为高效解决农村纠纷的桎梏，在此意义上而言，现代司法与乡土生活存在一种深沉的张力，因为农民不能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实质意义，更不能期望他们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展开相应的诉讼活动。况且，受传统观点的持续影响，农民对于诉讼实体正义的追求远甚于程序正义，一味拘泥于严格的程序主义只会削弱农村当事人对法院以及法律的信任感。因此，基层法官应精简办案程序，尝试小额诉讼案件快速处理机制，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通过灵活简便的形式实现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拓宽办案思路，建立健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诉讼只是定分止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途径。司法与社会具有互动关系，应该建立健全司法与社会联动、诉讼与调解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想要更为妥善地解决我国农村矛盾，应当建立诉讼、民间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的纠纷化解模式，而不是仅靠基层法官的单打独斗。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