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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2002年1月24日 财预〔2002〕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市中心支行：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明电〔2001〕3号)，切实做好所得税征收、划分、报解和入库工作，现就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税务部门在征收所得税时，每笔税款填开一份缴款书。对各级财政共享的所得税，缴款书“实缴金额”栏按每笔所得税税款的总金额填写，不填各级财政分享的具体金额，但“预算级次”栏必须填写各级财政的分享比例，以便国库部门划分各级财政分享的收入。
对财预明电〔2001〕3号文规定的62家集中纳税的企业缴纳的跨地区分享的所得税，由于必须先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并上划中央总金库后再划分给各地，所以，缴款书“预算级次”栏必须填明“中央级”。
二、为便于国库核算和财政结算，对于财预明电〔2001〕3号文规定的铁路运输、国家邮政、国有银行、海洋石油天然气等企业缴纳的中央企业所得税和实行集中纳税办法的62家企业缴纳的跨地区分享的所得税，其缴款书的“预算科目”代码和名称应严格按财预明电〔2001〕3号文规定，填清最细化的科目代码和名称，即“款”级科目下设有“项”级科目的，必须填写“项”级科目的代码和名称。其他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其缴款书的“预算科目”代码和名称栏，也应按最细化的科目代码和名称填写，确实难以分清“款”级科目和“项”级科目的，可选择适当的“款”级科目和“项”级科目填列，不得省略。
三、各级国库部门在进行所得税入库收入会计核算时，也应按最细化的科目核算，即“款”级科目下设有“项”级科目的，应核算到“项”级科目。
四、各地2002年1月1日后征收入库的所得税，凡与财预明电〔2001〕3号文规定不一致的，按下列方法办理更正：
(一)缴款书的预算级次、预算科目等填写错误，统一由税务部门填制更正通知书，经国库部门核实后更正。
(二)国库在编制收入日报表中发生的错误，由国库填制更正通知书，进行更正。
(三)国库在办理库款划分、报解工作中发生的错误，由国库更正。
五、税务和国库部门要抓紧按财预明电〔2001〕3号文的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修改所得税征收、划分和报解、入库的核算软件。在软件未修改好前，各地税务、国库和财政部门要共同协商有关所得税的征收入库事项，并按国库的要求填制税收缴款书，办理所得税收入入库业务，以保证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顺利实施。


论片面共犯的不存在

贵州铝厂法律事务处 梁鸣鸿

所谓共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共犯就是指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犯罪现象，它包括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而狭义的共犯，仅指教唆犯和帮助犯而言，与正犯相对应。所谓片面的共犯，是指暗中进行实行行为，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人。片面的共犯是否存在，刑法学理论界颇有争议，笔者认为，从共犯的性质的角度考虑，片面的共犯是不存在的。
从广义上讲，对共犯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犯罪共同说认为，二人以上犯罪行为人对共同法益造成损害的，为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数人共同实施犯罪，为共犯。”大冢仁说：“所谓共犯，在广义上，指二人以上的行为者共同实现犯罪的一切场合。”这一定义，扩大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协议说认为，几个人根据协议实施一个或几个犯罪的行为，是共同犯罪。把协议作为共同犯罪的根本条件，缩小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帝俄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苏联刑法学者持这种观点。共同意思主体说认为，共同犯罪虽然由数人实施，但是，数人由异心别体变成同心异体，这种组合体基于共同的犯罪意思形成同一个犯罪目的，指向同一侵害对象，只要其中一人着手犯罪，即使其他人因某种原因未能着手或者根本不在场，或已着手一部分行为，就应视为共同犯罪引起的结果的犯罪。这种观点可专用于解决共谋共同正犯。随着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单纯考虑犯罪共同或者行为共同的共犯理论已不受推崇，而意思共同正作为共犯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刑法采用共同意思加共同行为的概念，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科学地阐明了共同犯罪的性质。这一定义要求只有同时具备这二者的情况才是共犯，而片面的共犯不具有这种特征。
一、片面的共犯没有共同的意思
共同的意思仅指共同故意，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各共犯人均有相同的故意，二是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及“合意”。
其一，各犯罪人的故意内容是相同的，即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都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故意内容不同的人，不构成共同犯罪，即使他们同时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犯罪。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也不能按照共同犯罪处理。例如，侯某与甲、乙、丙三人一同外出，甲、乙、丙三人见路旁有小孩玩耍，遂互使眼色，意图拐卖。当甲、乙、丙三人向小孩走去时，侯某站着未动。甲、乙、丙三人拐走小孩后，侯某继续前行。这时小孩母亲跑来，问侯某是否看见有人带小孩走，侯某向小孩母亲指了相反方向。公诉机关以侯某是共同犯罪为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侯某没有共同的故意为由，认定侯某犯包庇罪，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在此案中，侯某是典型的片面帮助犯，他与甲、乙、丙虽然都有故意犯罪的意思，但是该故意的内容却截然不同。甲、乙、丙三人具有的是拐卖儿童的故意，而侯某无论是从哪一个犯罪阶段上说，虽然对甲、乙、丙三人的拐卖行为持放任态度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对拐卖儿童行为本身却是没有犯意的，他向小孩母亲指了反方向，只能表明其包庇犯罪的意思。
其二，共同犯罪人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实施犯罪，而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共同犯罪。犯罪人的犯罪故意内容不仅是共同的，而且还彼此知道其他共犯人的这一共同的故意内容。缺乏主观联系的同时犯，虽然各有故意，纵使该故意内容是一致的，不是共同犯罪。这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共犯人都知道有人在与自己一起实施同一犯罪，这就排除了片面共犯存在的情形。共同犯罪的严重性来源于其整体性，整体性来自于各共犯人的行为相互配合、协调和补充，而这种配合、协调和补充取决于各共犯人在主观上的相互沟通、彼此联络。片面的共犯中正是因为缺乏意思沟通而不能作为共同犯罪处理。在上例中，侯某知道自己在帮助甲、乙、丙三人，但是甲、乙、丙三人并不知道侯某的行为，因此，即使侯某与甲、乙、丙三人的犯罪故意内容一致，他们在犯罪意思上却缺乏沟通。
二、片面的共犯没有共同的行为
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可能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实行行为，即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故意内容的实现起关键作用；二是组织行为，即组织、策划、指挥共同犯罪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的性质、规模等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教唆行为，即故意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行为，它对他人犯意的形成起原因作用；四是帮助行为，即为共同犯罪创造条件的行为，它对共同犯罪起辅助作用。在理论上虽然有人认为共同实行犯和教唆犯也可能存在片面共同犯罪，但一般认为，共同实行犯只有相互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才能成立共同的实行行为，如果他人不知共同实行的情况，实际上不过是各人实行自己的犯罪。教唆犯在我国刑法中，只要故意唆使他人犯罪，就可以成立，因而不存在片面共同犯罪问题。组织犯在犯罪中起到策划、指挥的作用，要求有犯意的形成、行为的调度的统一规划，也不存在片面的共犯。在上述三种分工的情况下，理论上有关片面的共犯是否存在的争论不是很大，而只是对帮助犯（从犯）有没有片面的共犯在理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分歧。
共同犯罪要求有共同的行为，共同的行为不仅指各共犯人都实施了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指各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行为”意味着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生了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各共犯人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也可以肯定各共犯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片面的共犯因其实施犯罪时的单方面故意性，不能与其他犯罪人产生意思沟通，因而该行为不能置于在同一个犯罪故意的统一支配下，也就不能与其他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形成有机的整体。
共同的行为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之间相互配合和补充，这种配合和补充不仅仅是在表面上而言，还要求是在意思的配合和补充的基础上产生，即犯罪行为人知道不是自己在单独实施犯罪，还把别的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当作犯罪的一部分，在综合考虑实施犯罪时全部考虑进去。二是各犯罪行为都针对同一个特定犯罪，各犯罪行为人对全部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负责。从客观条件上看，片面的共犯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可能与其他犯罪行为相互补充、协调和配合，但是该行为没有被其他犯罪行为人知晓，也没有被当作统一的犯罪行为考虑进去，应当被排除在犯罪行为的“整体”之外，与其他行为的配合、协调和补充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偶然的。例如，甲、乙商量某晚盗窃电缆，被丙听到，丙遂跟着甲、乙二人，在甲、乙盗窃得手后找上门，要求收购该批赃物。在本案中，甲、乙盗窃犯罪从预谋、实行到销赃的一系列行为是一个有机体，而丙帮助实现销赃的行为并没有在甲、乙考虑之内，丙的行为形成与甲、乙盗窃行为的配合只是基于丙的单方安排，该行为与甲、乙的行为仍不能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不能将丙作为共同犯罪处理。
综上，根据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定义，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故意”是成立共同犯罪的主观条件，“共同行为”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客观条件。片面的共犯，在主观上既与“共同故意”的要求相违背，在客观上又与“共同行为”的要求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它在理论上是不应存在的。否定其存在对司法实践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1.《刑法学》，张明楷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论共同犯罪》，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