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32号
现公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
2012年10月29日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专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的行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子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设立，由基金管理公司控股，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销售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的财务实力和管理能力，全面评估论证，合理审慎决策，不得因设立子公司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第四条 子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等事项，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子公司及其有关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自律规则，对子公司及其有关业务活动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子公司的设立
第七条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也可以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参股子公司的其他投资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技术合作、管理服务、人员培训或者营销渠道等方面具备较强优势；
（二）有助于子公司健全治理结构、提高竞争能力、促进子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三）最近3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四）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3年在金融监管、税务、工商等部门以及自律管理、商业银行等机构无重大不良记录；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子公司的股东不得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代持子公司的股权，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委托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代持子公司的股权。
第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应当以自有资金出资。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
第十条 设立子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各股东对符合参股子公司各项条件及提交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的承诺函；
（二）申请报告，内容至少包括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子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设立方案、股东资格条件等，并应由股东签字盖章；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至少包括设立子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股东的基本情况及具备的优势条件，子公司的组织管理架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等；
（四）各股东设立子公司的决议、决定及发起协议；
（五）在基金行业任职的自然人股东，其任职机构对该自然人参股子公司出具的无异议函；
（六）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及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七）基金管理公司防范与其子公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
（八）子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参照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填写）、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基金从业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九）子公司章程草案；
（十）子公司的主要管理制度；
（十一）设立子公司准备情况的说明材料，内容至少包括主要业务人员的资格条件和到位情况，办公场所购置、租赁及相关设备购置方案，工商名称预核准情况等；
（十二）基金管理公司出具的不与子公司进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经营行为不与子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承诺函，以及其他股东对子公司的持续规范发展提供支持的安排；
（十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设立子公司拟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基金销售业务的，还应当同时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报送申请材料。
第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公司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子公司。
第三章 子公司的治理与运营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与其子公司、受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不得进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经营行为不得存在利益冲突。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子公司、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子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与其子公司、受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应当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墙制度，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
第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合理确定子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经营计划。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指定相应职能部门，定期评估子公司发展方向和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 在维护子公司独立法人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加强与子公司的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建立覆盖整体的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体系，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根据整体发展战略和子公司经营需求，按照合规、精简、高效的原则，指导子公司建立健全治理结构。
第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为子公司的研究、风险控制、监察稽核、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和运营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服务。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范与子公司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发生关联交易的，应当履行必要的内部程序并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基金季度报告、基金管理公司年度报告以及监察稽核年度报告等相关文件中及时进行详细披露。
第二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与子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之间，不得违反有关规定进行交易。
第二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对外公开披露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参股子公司、在子公司兼任职务或者领薪的情况，并在基金管理公司年度报告、监察稽核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
第二十三条 子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司治理，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保持公司规范有序运作。
第二十四条 子公司应当参照《基金行业人员离任审计及审查报告内容准则》的要求，建立对高级管理人员和投资经理的离任审计或者离任审查制度。
第二十五条 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履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义务，维护客户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不得从事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其他客户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利益的活动。
在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前提下，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可以投资本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与资产委托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并应自投资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所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的名称、时间、价格、数额等信息。
第二十六条 子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基金管理公司、受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股权，或者以其他方式向基金管理公司、受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投资。
第二十七条 子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办理新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销售等业务，并依法妥善处理客户资产：
（一）基金管理公司所持子公司股权被司法机关采取诉讼保全等措施；
（二）基金管理公司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撤销等监管措施或者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三）对子公司运作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子公司设立申请材料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
第二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对子公司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经营运作、风险状况以及相关业务活动，进行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
第三十条 子公司变更下列重大事项，应当在事前向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基金管理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
（二）变更持股25%以上的股东；
（三）变更经营范围；
（四）公司合并、分立或者解散；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十一条 子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发生之日起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变更名称、住所；
（二）变更持股25%以下的股东；
（三）变更注册资本或者股东出资比例；
（四）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投资经理；
（五）修改公司章程；
（六）以固有资金对外投资；
（七）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八）公司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九）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或者受到重大处罚；
（十）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的公司年度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察稽核季度报告、监察稽核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等资料，应当包含子公司的有关情况，必要时应当单独报送反映子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业务运营、财务状况等情况的资料。
第三十三条 因子公司经营而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风险控制或者客户资产安全的重大事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临时报告。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者等行政监管措施：
（一）设立申请材料存在虚假信息或者重大遗漏；
（二）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子公司的股权；
（三）子公司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要求，经营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进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四）子公司未按照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要求及时报告有关事项；
（五）子公司从事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其他客户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利益的活动；
（六）子公司违反勤勉尽责义务或者规避监管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子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子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及市场秩序、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他客户利益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暂停子公司业务或责令基金管理公司清理、撤销子公司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国证监会责令基金管理公司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及审核该公司基金产品募集申请或者其他业务申请，并可以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相关职务者等行政监管措施：
（一）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子公司；
（二）未经事前向中国证监会报告，擅自处置子公司股权；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要求，经营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进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四）未按照本规定第二十条的要求披露关联交易；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进行交易；
（六）未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披露和报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参股子公司、在子公司任职或者领薪的情况；
（七）未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要求报送有关材料，或者报送的材料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八）子公司出现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所列违规行为；
（九）怠于对子公司的管理，导致子公司的治理和运营不合规或者出现较大风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受让、认购股权等方式控股子公司的，适用本规定。
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以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郑礼华
摘 要：以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个新难题。以上访要挟政府并提出某些要求，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如何结合案情对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进行判断？笔者旨在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简要说明上述相关问题，以期对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案情
张某系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功复员退伍军人。2004年8月，张某多次组织其他战友以没有合理安排为由进省进京上访，给当地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压力，镇领导反复规劝无济于事。2005年3月“两会”期间，张某又扬言组织人员进京上访，镇政府派人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可停访。鉴于当时信访稳定工作的紧急情况，镇政府领导被迫答应了张的无理要求，从镇财政开支9000元为张某的女儿代交了择校费。2005年4月公安机关以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其刑事拘留。
二、问题
对于本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的争议点在于：（1）、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张某客观上是否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3）、张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以上访要挟政府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值得我们研讨。
三、研讨
（一）、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在本案中，张某提出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的要求，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犯罪是指违反我国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如果行为虽然违法但是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刑事违法性，或者本身是合法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具体到本案，如果张某的行为合法，既没有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刑事违法性，当然也就不存在犯罪的问题，更不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
如何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般理论认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第二，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第三，行为人自身的情况及其主观因素。在考察社会危害性的过程中，要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历史的、全面的进行考察。至于实践中如何操作，未见有相关论述。
笔者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可以判断该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如果行为本身合法，当然地否定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不用继续进行判断其他内容。如果行为违法，接下来才判断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合法，没有社会危害性。理由如下：
第一，依法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既可以在宪法上找到依据，也有《信访条例》的明文规定。“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讲，信访权是公民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不仅是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地方性信访条例所确认的法定权利，也是我国公民反复行使的一项现实权利，并且有宪法第四十一条作为其根本的依据”。2
张某作为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功复员退伍军人，因为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合理安排而上访，既是寻求自身合法权利的救济，也是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督，并无不当。张某准备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虽然上访时间敏感，但法律也并未禁止“两会”期间不得上访。只要政府部门没有解决张某安置问题，张某无论什么时间上访都是合法的。
第二，张某要求的本质是要求政府补偿所受损失。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卖炭翁“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最终只能通过“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解决。张某面对既不肯解决问题，又不准上访的镇政府，也只能寻求其他途径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期待张某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再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镇政府为解决张某女儿上学支出的费用是9000元，如果镇政府通过其他渠道，这笔费用可能更低，甚至根本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而镇政府解决张某安置或者补偿的费用可能远不止9000元。
第三，政府有义务妥善处理上访人提出的各种要求。对于上访人合理的要求应当满足，不合理的要求可以协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对镇政府而言，如果张某的主张合理，就应当根据信访条例、相关行政法规或政策妥善解决张某的安置问题。至于通过何种途径解决，是安排工作还是发放生活补贴，还是其他的途径？应该说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唯一的。现实生活是灵活多样的，不同的当事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本质却只有一个——补偿。镇政府采取解决安排张某女儿择校，应当视为一种是一种补偿解决措施。如果张某的主张不合理，根据信访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镇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说服教育，不予理睬，甚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来解决。如果镇政府先支付费用，然后马上启动刑事程序，以“敲诈勒索罪”将上访人送进监狱，既有实施“警察圈套”的嫌疑，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个政府应有的诚信、公正的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是合法的，从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二）、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威胁或要挟
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了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那么本案中张某是否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确威胁或要挟方法的含义。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但是并没有达到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地步，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交付财物上尚有考虑的余地。通常表现为：以在一定时间或者条件下，对被害人及其亲友的人身实施暴力相威胁；以毁坏被害人人格、名誉相威胁；以毁坏财物相威胁；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或弱点相威胁、要挟；以其他方法进行威胁，如利用栽赃陷害相威胁、相要挟等。
笔者认为，本罪中行为人的“威胁” 应当和受害人主动提出要求而导致的“双方协商”相区别。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者要挟，意在通过此种途径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威胁或者要挟通常是行为人主动采取的，具有主动性，体现主观恶性。但是，在受害人主动提出要求而导致的“双方协商”的情况下， 则是受害人一方为了避免不利情况的发生，主动向行为人提出请求，要求行为人保守秘密、作为或者不作为某种行为。在协商的过程中，行为人也许提出了某些要求，但是因为行为人客观上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主观上也没有以此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所以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例如，司机甲驾车行驶到路口时，将骑车行驶的乙撞死。甲没有报警，而是选择逃逸。这一切让途经此处的丙看到。丙正准备报警，被甲发现。于是甲苦苦哀求丙不要报警，承诺给丙1万元的“封口费”。丙提出1万元太少，最少要5万。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丙接受了甲2万元的“封口费”后没有报警。在这种情况下，甲并没有受到威胁或者要挟，丙也没有主动威胁或要挟甲，甲给丙2万元的“封口费”，完全出于甲的自愿。“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目的是迫使他人交付财物。亦即行为人的上述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交付财物不是受到威胁或要挟的结果，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3因此不能认定丙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构成包庇罪。
但是如果丙提出最少要10万元，甲认为根本无法接受，最后谈判破裂，丙报警，丙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笔者认为不构成。首先，丙提出10万的要求是在甲希望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阻止丙报警的基础上作出的，交易的达成自然存在一个谈判的过程，不能认为丙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胁迫。其次，谈判破裂后丙去报警，如果丙因为报警导致最后自己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未遂，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上也是讲不通的。同样，如果甲同意支付丙“封口费”5万元，当场支付了一万元。后甲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愿继续支付剩下部分。丙经多次索要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举报。这种情况也不应认定丙构成敲诈勒索罪。
那么，如果甲丙当时商定为支付1万元，且甲已支付。后丙发现被害人家属以5万元悬赏征集案件线索，于是要求甲提供差额4万元，否则就向真相告知被害人家属。最后因甲没有提供差额4万元，丙将线索提供给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5万元奖励。对于丙向甲索要4万元差额，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前一行为既已结束，后一行为应当独立评价。丙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主动而为威胁、胁迫，应构成本罪客观方面的“威胁”。
本案中，张某的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并没有主动威胁或者要挟镇政府。张某产生组织其他战友上访想法，并对外宣布之后，镇政府派人找到张某，主动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为女儿解决上学的问题，是在镇政府主动做工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换言之，张某是被动提出的要求。政府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要求，双方就解决问题讨价还价，是能够理解的。而不能将张某在为协商解决问题中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认定为敲诈、勒索。
第二，张某扬言上访，不可能造成镇政府的恐惧。张某上访所针对的是镇政府未予合理安置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国家行为。镇政府不会因为张某对这种国家行为提出异议而遭受任何经济上的损失。国家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相对公民个人而言处于强势地位，也不可能受到公民上访的威胁。公民依照宪法拥有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现在公民要行使这一监督权利，结果使政府害怕了？政府认为公民对自己进行威胁或要挟，要以刑法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这种逻辑明显是荒谬的。这里恐惧的并不是镇政府，而是镇政府领导；由于镇政府领导害怕张某上访而遭受不利，只好和张某达成妥协。从表面上看，国家因为张某提出请求而遭受了损失。其实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其一，从本质上看，该项费用是镇政府对张某上访主张的解决和补偿；其二，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这里镇政府违法动用地方财政，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对于补偿张某却是合理的。这也是行政法理论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现实冲突的具体体现。应当由相关镇政府领导承担行政或刑事上的责任，而不是张某，当然更不是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张某客观上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三）、张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第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非法占有，也包括意图使第三人非法占有。
但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即意图占有说、不法所有说和非法获利说。意图占有说认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第三者占有。”不法所有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非法暂时占有（狭义）、使用为目的……；二是以不法所有为目的”。非法获利说认为非法占有就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这里不作过多理论上的争论，以占通说地位的意图占有说为考量依据。
本案中，张某主观上不存在直接故意，也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的行为缺乏社会危害性。“犯罪主观方面永远表现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上，只要行为缺乏社会危害性，犯罪主观方面便无从谈起。” 4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某的行为是其正当行使权利的过程，合法合理，并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既然如此，张某显然也就不存在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第二，张某的行为表明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正确判断犯罪主体的主观方面，关键在于坚持犯罪行为等客观事实的检验标准。” 5我们不能离开了客观事实来对主观方面进行猜测。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张某因为权利受到侵害在非常时期准备上访，镇政府主动派人来做安抚工作，双方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商议。张某提出了一些变通的、自己能够接受的、事实上也并不过分的解决方案，镇政府最后也同意了这一方案。从上述事实中看，张某行为的本质是寻求自身合法利益的补偿，无法推导出持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即使行为人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债务而对债务人使用了威胁手段，也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本罪。
（四）、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权益。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争议。本罪的对象，可以是各种公私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如金钱、有价证券、房屋、汽车等等；也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等。
但对刑法第274条中的“公私财物”如何理解，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从刑法的社会法益保护的机能出发，认为既然“敲诈勒索他人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财产性利益本身就是由财产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法理上将‘公私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性利益，司法实践中参照执行，也是未尝不可的。” 6否定说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出发，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才能构成本罪，而“财物”不同于“财产性利益”，按照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能对刑法作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那么，就不能将“公私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7
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讨论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另外的两种意见都认为张某的行为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一种认为张某获得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另一种认为同时包含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两种利益。但上述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对本案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