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34号
《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办法》已经2011年3月20日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姜大明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有效地开展海上搜寻救助，保障海上人命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沿海水域从事搜寻救助活动以及与搜寻救助活动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海上搜寻救助，是指船舶、设施在海上发生火灾、爆炸、碰撞、搁浅、沉没，油类物质或者危险化学品泄漏，以及民用航空器在海上遇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失踪或者海洋环境损害时，组织、协调开展应急处置、遇险人员救援和海域污染防治的行动。
第四条 海上遇险人员有获得无偿救助的权利。
具有海上搜寻救助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对遇险人员有进行救助的义务。
第五条 海上搜寻救助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政府领导、社会参与、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快速高效的原则，实行预防与救助相结合、专业搜寻救助与社会搜寻救助相结合、自救与他救相结合。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海上搜寻救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海上搜寻救助体系和应急反应机制，提高海上搜寻救助能力。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上搜寻救助的宣传教育，普及海上避险与求生知识，增强公众的海上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海上遇险人员的自救能力。
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海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八条 对在海上搜寻救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海上搜救中心由发展改革、公安、财政、交通运输、海事、海洋与渔业、卫生、气象、民政、电信、外事以及沿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武警部队等成员单位组成，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全省的海上搜寻救助工作。
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海上搜救中心，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管辖海域的海上搜寻救助工作。
海上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确定的海上搜寻救助职责，做好海上搜寻救助的有关工作。
第十条 海上搜救中心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海上搜寻救助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订海上搜寻救助应急预案；
(二)对社会搜寻救助力量进行业务指导；
(三)组织海上搜寻救助训练、演习和相关培训；
(四)组织、协调、指挥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五)对海上搜寻救助行动进行评估；
(六)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职责。海上搜救中心的日常工作由海事部门负责。
第十一条 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海上搜救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二)海上风险预警和预防机制；
(三)海上突发事件分级和报告程序；
(四)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措施；
(五)海上搜寻救助后期处置；
(六)海上搜寻救助应急保障等。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将拟订的海上搜救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海上搜救中心根据工作实际，可以对海上搜救应急预案适时修订，并按原审批程序报经批准。
第十二条 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建立健全海上搜寻救助专家咨询制度，聘请海事、救捞、航空、消防、医疗卫生、海洋、气象、环保、石油化工、航运等行业的专家或者专业技术人员，为海上搜寻救助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第三章 预警与报告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海上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海上突发事件的预报、预警、预防制度，积极做好预报、预警、预防工作。
气象、海洋、地震、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收集、研究分析可能造成海上突发事件发生的信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发布专业预报、预警信息，并及时通报当地海上搜救中心。
第十四条 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对专业预报、预警信息进行综合评估，并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确定海上风险预警等级，适时发布海上风险预警信息。
发布海上风险预警信息，应当充分运用短信平台、新闻媒体、互联网、电子标牌等信息化手段和工具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
海上风险预警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风险预警最高级别。
第十五条 海上搜救中心成员单位应当根据海上风险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和应急救援准备。
从事海上活动的船舶、设施及有关单位、人员应当及时接收各类海上风险预报、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第十六条 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遇险时，应当迅速将遇险的时间、地点、人员数量、状况以及原因、救助要求等信息，向突发事件发生地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补充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或者获悉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立即向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第十七条 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海上突发事件报告，应当了解下列情况：
(一)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位置、原因和已经采取的措施、救助请求及联系方式；
(二)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名称、国籍及载货情况；
(三)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四)遇险人数及伤亡情况；
(五)突发事件发生海域的风力、风向、流向、流速、浪高、潮汐、水温等气象、海况、水情信息；
(六)污染物泄漏、海域污染情况；
(七)其他相关情况。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报告海上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或者故意夸大；发现误报警的，应当立即向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并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影响。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十九条 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海上突发事件报告后，应当立即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实，确定突发事件等级，并按规定程序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海上搜救中心；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海上突发事件按照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态发展趋势等因素，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等级。
第二十条 海上搜救中心应当根据确定的突发事件等级，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根据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态发展趋势以及气象、海况等因素制定并实施具体搜寻救助方案；必要时，应当邀请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实施科学救助。
第二十一条 外省籍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本省海域发生突发事件的，负责搜寻救助的海上搜救中心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通报其所属地海上搜救中心或者人民政府。
海上搜救中心获悉本省籍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省外海域发生突发事件的，应当跟踪搜寻救助情况。
第二十二条 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发生突发事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进行自救。
发生突发事件的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的所有人和经营人，应当积极配合并主动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二十三条 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获悉遇险求救信息时，应当及时与求救者联系并转发遇险求救信息。
突发事件发生海域附近的船舶、设施获悉遇险求救信息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及时开展搜寻救助。
第二十四条 海上搜寻救助行动需要动用海上搜寻救助力量的，海上搜救中心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及时下达搜寻救助指令。
接到海上搜救中心指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执行，并服从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和指挥。因特殊原因不能立即执行指令的，应当及时向下达指令的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参加搜寻救助活动的船舶、民用航空器，应当将通信方式、通信频率以及出发和抵达现场的时间等信息及时报告海上搜救中心。
第二十五条 海上搜寻救助现场指挥由海上搜救中心指定。现场指挥未指定前，由先期抵达突发事件现场的船舶承担；公务执法船、专业救助船到达现场后，由其担任或者接任现场指挥。
负责现场指挥的船舶应当按照海上搜救中心的指令承担现场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并及时报告现场情况和搜救结果。
第二十六条 参加搜寻救助的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应当服从现场指挥的协调和指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现场指挥对海上搜寻救助的协调和指挥。
第二十七条 发生突发事件的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及其人员应当配合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遇险人员拒绝接受救助，且搜寻救助现场出现严重危及遇险人员或者救助人员安全情况时，海上搜救中心可以决定强制实施救助。
第二十八条 因气象、海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海上搜寻救助无法继续进行的，海上搜救中心可以决定中止搜寻救助行动；情况重大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立即恢复搜寻救助行动。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上搜救中心可以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终止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一)所有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均已搜寻；
(二)遇险人员在当时的气温、水温、风浪等自然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三)海上突发事件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或者已被控制，不再有复发或者扩展的可能；
(四)海上搜寻救助行动已获得成功。
第三十条 决定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中止或者终止的，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及时向参加海上搜寻救助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通报。
未经海上搜救中心同意，参加搜寻救助的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以及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退出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确定的职责分工，做好获救人员的救治、安置以及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
第三十二条 海上搜寻救助信息由海上搜救中心负责向社会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海上搜寻救助信息或者编造、传播有关海上搜寻救助的虚假信息。
发布海上搜寻救助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第五章 救援保障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海上搜寻救助能力建设：
(一)指定具有海上搜寻救助能力的单位及其装备，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搜寻救助力量；
(二)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建立各种形式的海上搜寻救助队伍；
(三)建立海上搜寻救助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库；
(四)建立和完善海上搜寻救助保障机制。
第三十四条 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当设置专职搜寻救助协调人员，配备搜寻救助指挥必需的设施和设备，公开海上遇险求救专用电话，并保持24小时值班。
海上搜救中心成员单位应当健全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值班制度，并保持应急通讯渠道畅通。
第三十五条 从事专业搜寻救助和被确定为搜寻救助力量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应急值班和通信联络制度，配备海上搜寻救助设施、设备，并为海上搜寻救助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和器材。
用于专业搜寻救助的船舶和航空器，不得从事与海上搜寻救助和抢险救灾无关的活动。
第三十六条 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应对不同海上突发事件的搜寻救助演习或者演练。
被确定为海上搜寻救助力量的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海上搜寻救助活动，以及进行海上搜寻救助演习、演练和业务培训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安排海上搜寻救助应急保障资金和海上搜寻救助奖励、演习、培训等专项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依法接受审计与监督。
第三十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渠道向海上搜寻救助事业进行捐赠。社会捐赠的财物应当专门用于海上搜寻救助事业。
鼓励社会力量组织建立海上搜寻救助志愿者队伍。鼓励具备海上搜寻救助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参与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三十九条 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的人员受伤、致残、殉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符合烈士条件的，由省人民政府依法评定为烈士。
第四十条 开展海上搜寻救助行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后，应当及时返还；被征用的财产毁损或者灭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误报或者夸大海上险情未及时消除影响的，由此发生的海上搜寻救助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谎报海上险情造成经济损失的，除承担由此造成的海上搜寻救助费用外，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承担海上搜救职责的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上搜救中心予以通报，并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对违反海事管理法律、法规的，由海事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接到海上搜寻救助指令后，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未及时参加海上搜寻救助的；
(二)在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中不服从海上搜救中心或者现场指挥的组织、协调、指挥的；
(三)未经海上搜救中心同意，擅自退出搜寻救助行动的；
(四)未建立健全应急值班及通信联络制度的；
(五)使用专业搜寻救助的船舶和航空器从事与海上搜寻救助和抢险救灾无关的活动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向社会发布或者散布海上搜寻救助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海上搜救中心责令其消除影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海上搜救中心工作人员在海上搜寻救助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遇险财产的救助，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1994年7月1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南军区发布的《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同时废止。
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