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破产法/破产撤销权/托管债务人/偏颇行为/多重抵押/浮动抵押
内容提要: 破产撤销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行使的主体归属、抵押担保权撤销后撤销利益是否保留以及到期债务清偿撤销中的抗辩事由等问题，是目前破产法理论界认识不一并在司法实务中难以操作的突出问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归属于托管债务人，抵押担保权撤销后的撤销利益应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对到期债务个别清偿中“债务人财产受益除外”这一抗辩规则应结合不同情势加以分析和判断。
破产撤销权是指破产管理人拥有的对债务人临近破产程序开始的期间内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予以撤销并将撤销利益复归破产财团的权利。[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第３４条对破产撤销权的行使要件、行使对象、行使方式等作了规定。但是，无论是从规范分析还是从实务操作的角度看，破产撤销权制度运作中都存在许多较为复杂的理论和司法难题。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以及对偏颇行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抗辩等方面。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企业破产法》第３４条规定：“因本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或者第３３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由此可见，该条规定把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确定为破产管理人。问题在于，《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依照本法规定已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本法规定的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那么，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之后，撤销权是否应当同时转由债务人行使呢？
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企业破产法“在重整程序中借鉴了美国的经管债务人（即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规定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不同的是，在经管债务人制度下同样设置有负责监督事宜的管理人……考虑到撤销权的行使可能与经管债务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我国目前债务人的破产欺诈行为严重，诚信不足，所以撤销权不宜由经管债务人自行行使，仍应由管理人统一行使”。[2]
应当说，我国现行破产法对该问题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和清晰，[3]因为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１款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２款又规定，在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于此情形，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身是否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债务人代行的管理人职权中是否当然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呢？法律规定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当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之后，破产撤销权应当由债务人（以下称托管债务人）行使；[4]并且由于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以债务人（而非管理人）负责重整事务为常态，[5]因此明确赋予托管债务人以破产撤销权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其理由如下：
１．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法定职责决定的。在债务人负责重整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代为行使，《企业破产法》并未另外赋予管理人以破产撤销权。《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一旦债务人申请管理破产重整事务并且得到人民法院批准，管理人的职权便概括性地移转给债务人行使，此时管理人仅仅享有监督权（即便是在破产重整程序终结之后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和监督期间，[6]管理人也仅仅享有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权利），[7]并不享有监督权之外的其他职权，当然也不享有破产撤销权。如果将《企业破产法》的现行规定解释为由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那么既可能与《企业破产法》设立托管债务人的初衷相违背，又可能使重整企业陷入同时存在托管债务人、管理人两个法定代表人的尴尬境地。
２．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双重身份决定的。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务人作为托管债务人，其身份已经不再等同于普通的破产债务人而具有双重性。[8]这是因为：（１）托管债务人既具有债务人的身份，继续负责管理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又具有托管人的身份，担当托管人的全部职权和职责（不含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权和调查权），[9]包括代表破产财团起诉或者应诉、行使破产撤销权并追回相关的财产和利益等。[10]（２）托管债务人的双重信义义务由此开始发生转变。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清算中的企业，其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尚未完全归零，因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将同时维系于破产财团之上，债务人企业中的董事、监事、高管等原本仅仅对债务人企业或者投资者承担的信义义务，此时开始以托管债务人的身份拓展到债权人身上，需要同时对股东和债权人两类不同的主体承担信义义务，具体表现在对破产财团（重整中的债务人）的忠实和勤勉义务方面，履行善良管理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以及包括避免利益冲突、克制自我交易、公平对待所有当事人、尽力使破产财团价值最大化在内的忠诚义务等。[11]由此，负责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并谋求破产财团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债权人利益的平等保护，无疑当属托管债务人的重要职责。
二、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问题
（一）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置模式
债务人就某项特定财产设置两项以上抵押权时，如果前次序抵押权被依法撤销，那么后次序抵押权是否当然升进也是破产撤销权行使过程中亟须明确的问题。抵押人具有足够的清偿能力而未进入破产程序时，抵押权人的次序权或者顺位先后通常不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原因在于后次序抵押权即便属于不足额抵押，由于其有权对债务人的全部责任财产实施求偿，因此通常不存在债权实现方面的风险。但在抵押人陷入破产的场合，抵押财产便成为抵押权得以实现的主要保障，位居次级顺位的不足额抵押债权人，如果不能于先顺位抵押权被依法撤销后获得相应的次序升进，那么其债权余额将被视为普通债权，此时的抵押权实现顺位是否升进问题就显得至为重要。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对此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立法例上，同一标的物之上有多个抵押权存在时，对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理模式有次序升进主义与次序固定主义之别。次序升进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前次序抵押权因拍卖抵押物以外的原因消灭时，后次序各个抵押权当然依次升进；次序固定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在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固定在原次序位置并不升进。
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民法上之抵押权乃为担保债权而设，系从属于主权利即担保债权之从权利。抵押权既系以担保债权之清偿为目的，则于债权消灭时，自无继续存在之理由。[12]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近代抵押权已自保全抵押向投资抵押进化，抵押权所支配之抵押物交换价值，乃是一项纯价值权，自应予以独立，俾得在金融交易市场上流通，扮演金钱投资媒介手段之角色，是以抵押权所支配之上述价值，自应处于独立与稳定之状态，抵押权次序之固定，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原则”。[13]
（二）破产程序中多重抵押之撤销利益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就破产程序中遇到撤销利益是否保留问题的处理方法，笔者主张采用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１．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本身符合抵押权设定顺序的风险差别规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界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明显倾向于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模式。[1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者间一致认为：就债权人方面言，原居于第二次序之二号抵押权，原仅有就第一次序抵押权人受清偿后之余额受清偿之机会，今因偶然情势，跃居第一次序，得受优先清偿，无疑受意外之利益。就债务人方面言，设定第二次序抵押权所负担之利息较高，其他条件亦较苛，若因升进关系，使原居于第二次序之抵押权人得先于他债权人而受清偿，对于债务人极为不利。因之，次序升进办法，极不合理，有急速改正之必要”。[15]应当承认，两相比较而言，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缺陷更为明显，“后次序抵押权人于设定抵押权时，对其次序在后，优先受偿之机会并非十足保障之不利状况，实已充分认知，因此一般而言，后次序抵押权人均以提高利率或约定其他较先次序抵押权人优厚之条件，弥补其不利。然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无论原因为何，后次序抵押权当然升进，此不仅使后次序抵押权人，因先次序抵押权消灭之偶然且通常与其无关之事由，获致原来所未能支配之担保价值，已非合理，且后次序抵押权升进，占用先次序之结果，使得所有人无法利用该先次序抵押权，获取必要与有利之融资，对所有人而言，亦非适当”。[16]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两项以上的抵押权产生竞合时，对抵押权的协议变更和实现顺位采取的是严格限定的立法态度。例如，《物权法》第１９４条第１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物权法》第１９９条还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１）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２）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３）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上述规定虽然并未涉及债务人破产以及前顺位抵押权被撤销情况下的次序安排问题，但从其蕴含的立法精神看，足见其更倾向于倡导抵押次序固定主义的做法。
２．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符合破产法追求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理念。如果说在债务人没有陷入破产境地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更符合担保物权的从属性特征的话，那么，在抵押义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仍然恪守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将会严重背离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债权人相互之间的公平受偿。[17]以此对照破产撤销权的制度功能，[18]其对诈欺行为的撤销，主要在于实现全体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而对偏颇行为的撤销，则主要在于实现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具体到偏颇行为所对应的公平受偿宗旨而言，破产法必须严格区分破产程序开始前、后成立的不同债权，分别确立不同的立法态度，即破产程序开始之后形成的债权构成共益债权，从破产财团中优先受偿；而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债权则构成破产债权，只能按照平等分配规则受偿。如果破产程序开始之前成立的普通破产债权能够通过追加担保或者改变担保顺序的方式获得受偿结果的提升和改善的话，那么都将归于破产撤销的范畴而产生破产撤销权的行使问题。就抵押权而言，“若债务之成立与担保之提供系同时为之者，则非偏颇行为，此乃因为担保权与债务同时发生者，双方所订立之契约，由原始之对人契约变为对物契约，因此担保之要求为约内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有偿行为；而在现有债务后提供担保之情形，担保之要求即为约外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无偿行为”。[19]也就是说，无论是破产程序开始之前还是开始之后，如果担保权的设定是与债权的成立同时发生的，那么不涉及破产撤销权问题，但如果某项债权属于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普通破产债权（现有债权），并且该债权在成立之时并未设置担保，那么在撤销权的法定追溯期限内（我国为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以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为其追加提供担保的行为，即属于可撤销行为，与破产债权公平受偿的破产法原则相悖；同理，如果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之间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受偿次序、受偿比例（不足额担保的场合）等方面的差异，那么，仅仅由于次序在先的担保权的撤销而改变次序在后的担保债权的受偿顺位将同样构成偏颇行为。因为如果不存在抵押权的撤销事由，那么后顺位的担保债权必然因为其不足额担保的事实而使其剩余的无担保债权转化为普通破产债权，但如果此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那么无疑会在该不足额担保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产生厚此薄彼的后果。因此，此时采取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更符合破产法公平对待破产债权的立法宗旨。
三、到期债务个别清偿撤销的抗辩事由
《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从该条关于到期债务个别清偿的撤销要件看，如果债权人要想免于到期债务受偿行为的撤销，那么必须证明其对到期债务的受偿行为符合两项抗辩事由之一：（１）到期债务的受偿发生在债务人达到破产界限之前；（２）该个别受偿行为能够使债务人的财产受益。兹分述如下。
（一）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发生在债务人形成破产原因之前
本来，如果没有破产程序的启动，那么到期债务的个别清偿一般是合法的或者不应撤销的，并且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开始可能事实上没有预知或者不可能预知，因而很难说他们有接受偏颇行为的恶意动机，破产法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撤销，那么就会使债权人大惑不解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20]然而，破产法上对偏颇行为的撤销权或许是“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最能彰显破产程序颠倒乾坤的威力”[21]所在，也是破产法作为一种总括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法之外的个别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差别所在。在债务人并未丧失偿债能力时，债权的清偿是遵从“勤勉竞赛”、“先来先得”的个别强制执行规则，而当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尤其是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前述规则将被“概括清偿”、“公平分配”的破产法规则所替代。[22]加之，民商事法律规范并非全以民商事主体的行为作为其立法本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也是一些民商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本位。正如曾世雄教授所言，当取得利益或取得生活资源的方法合法，但取得的结果却发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时，即产生了应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若尊重取得方法的合法，则利益应归取得利益的当事人；反之，若尊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则应将利益设法调回而归还他方当事人。[23]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即便同样是偏颇清偿行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毕竟明显不同于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两者起码在偏离债权人公平受偿这一破产立法宗旨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从合理平衡破产财团与不同性质破产撤销权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角度看，法律对此应当区分对待。例如，《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项、第４项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的撤销就采取了一概撤销的方式，并没有附加任何抗辩或者除外事由。《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的立法逻辑在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前的１年期内，法律推定债务人是存在破产原因的，此间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一概予以撤销，不允许任何抗辩事由的存在，也不允许以相反的事实推翻法律的推定；而《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对６个月追溯期内“到期债务”的清偿则附加了一个抗辩事由（实际出现破产原因）和一种例外情形（使债务人财产受益）。[24]这样说来，在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对能否行使撤销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在对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这一抗辩事由作出判断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河南省洛阳市人大常委会
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2010年10月20日洛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0年11月26日审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12月10日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的决议
（2010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会议决定，批准《洛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由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规范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运营安全，提高服务水平，维护乘客、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利用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以下简称公交车辆，不包括长途客运车和出租车），按照规定的路线、编号、站点、时间、收费标准为社会公众提供客运服务的交通方式。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以下简称公交设施），是指为保障城市公共交通，配套建设的停车场（站）、枢纽站、候车亭、站牌、供配电设施以及智能通讯系统等设施。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应当按照设施用地优先、资金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的原则，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第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应当遵循统筹规划、政府主导、积极扶持、规范经营、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
第六条 市、县（市）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公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财政、公安、园林、工商、税务、价格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七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原则，并建立、完善在规划、建设、用地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保障体系，确保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综合交通的主体优先发展。
第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应当以政府投入为主。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新增车辆所需资金由政府投资，纳入城市建设投资计划和年度财政预算；并可采取企业筹资、社会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第九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者（以下简称公交企业）成本费用和政策性亏损审计与评价制度以及财政补贴、补偿机制。
公交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审计、价格、民政等有关部门每年对公交企业因低票价和承担社会福利以及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所增加的支出，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等额的补贴和补偿。
城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补偿应当及时、足额拨付。
第十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报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批准后的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第十一条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比例和规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措施、线网布局、城市公共交通与对外交通衔接方式的优化方案等。
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包括公交设施的用地、枢纽和场站布局、线路布局、设施配置以及公交车辆优先通行系统等。
站点设置应当方便乘客安全乘车和转乘。站点覆盖率按三百米半径计算，建成区大于百分之五十，中心城区大于百分之七十。万人拥有公交车不少于二十标台，城市公交分担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按照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预留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首末站、换乘枢纽站等设施用地，确保按照国家标准满足公交车辆进场停放。
公交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公交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其土地用途。
第十三条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配套建设相应的公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一）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大型住宅区、大型商业区和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客流集散场所；
（二）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文化、卫生、体育、娱乐等大型公共设施。
未按规划配套建设相应公交设施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审批、核准。
第十四条 在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时，应当按照技术规范修建公交港湾式停靠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设置公交车辆专用车道、优先通行标志标线，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第十五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建设公交设施，并设置相关标志。
第三章 设施管理
第十六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定期检查、养护和维修公交设施，确保其性能完好和正常运行。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公交设施或者影响其使用功能的行为：
（一）擅自迁移、拆除、毁坏、挤占、污损、遮盖公交设施的；
（二）在公交车站前后三十米路段内停放其他车辆、设置摊点、摆放物品的；
（三）在距电车架线杆、拉线、馈线安全保护范围内建造构筑物、堆放物品、擅自挖掘及其他有碍维修作业或者安全行车的；
（四）其他损害公交设施或者影响其使用功能的行为。
第十八条 因城市建设确需迁移、拆除、占用公交设施的，建设单位必须报经公交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规划补建或者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十九条 公交运营线路沿线的绿化树木应当由相关部门及时修剪，保证电车线网设施安全和公交车辆行驶安全。电力、通信等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架设、运行标准。
第四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
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公交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停业、歇业。
第二十一条 公交企业对投入运营的车辆，应当向公交主管部门申领车辆营运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驾驶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
（二）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经过公交主管部门的岗前培训。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应当根据城市公交服务的公益性特点，建立职工工资增长与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相联系的机制。
第二十四条 公交企业不得转让、出租经营权或者采取承包、挂靠、联营等方式变相转让经营权。
禁止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车辆营运证。
第二十五条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或者道路交通流向变化设置、调整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并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评价意见作为调整、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依据。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设置、调整应当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六条 因城市基础设施施工或者其他原因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及畅通，确需临时变更线路的，施工单位应当提前十日通知公交企业，公交企业应当于线路变更实施三日前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并及时更改原站牌。
第二十七条 利用站牌、候车亭、公交车辆等发布广告的，应当遵守广告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并不得覆盖站牌标识和车辆运营标识，不得妨碍乘客观察进站车辆视线和车辆行驶安全视线。
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的核定、批准应当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乘车人员便捷性和经营成本。
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的变动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召开听证会，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核定、批准，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优惠政策，严格执行税费减免。
第五章 运营服务
第三十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和行业服务规范，诚信经营、规范服务、安全运营、文明行车。
第三十一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维护和检测运营车辆，使其符合机动车安全、环保、节能等标准。
运营车辆应当达到下列要求：
（一）技术性能和设施完好；
（二）车辆整洁，符合相关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三）按照规定标明经营者名称、线路编号、途经站点、票价；
（四）在规定的位置张贴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乘坐规则、禁烟标志和投诉电话号码；
（五）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
（六）无人售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投币箱和电子报站设备；
（七）空调车应当开启通风设备；
（八）配备完备的消防设备和器材。
第三十二条 驾驶员、售票员从事运营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着装整洁，文明服务，安全行车，规范作业；
（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规定携带、佩戴相关证件；
（三）按照运营路线、班次、时间发车和行车，不得滞站、甩站、拒载、中途逐客、强行拉客；
（四）按照规定报清线路名称、车辆开往方向和停靠站点名称；
（五）在规定的区域内停靠，并做到依次进站、出站；
（六）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提供必要的帮助；
（七）维持车内秩序，对运营中车内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八）不得要求乘客超出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票价标准购票。
第三十三条 公交车辆在运营中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行驶时，驾驶员、售票员应当及时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安排乘客免费换乘同线路、同方向车辆或者调派车辆。
第三十四条 乘客乘坐公交车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乘车规则，刷卡、足额购票或者主动出示乘车票证，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站点区域外拦车；
（二）使用过期、伪造或者他人专用的乘车票证；
（三）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有可能危及乘客安全的危险物品；
（四）携带犬只等动物；
（五）携带重量超过三十公斤，或者体积超过零点二五立方米，或者占地面积超过零点三五平方米，或者长度超过一点六米的物品；
（六）躺卧、占座、蹬踏座位或者将身体部位伸出车外；
（七）在车内吸烟、随地吐痰或者向车内外抛撒废弃物；
（八）在车内从事营销活动、散发宣传品；
（九）损坏车内设施或者妨碍车辆行驶、停靠；
（十）妨碍驾驶员正常工作；
（十一）从事营利性刷卡活动。
乘客有前款（一）至（五）项行为之一的，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为其提供运营服务；有前款（六）至（十一）项行为之一的，驾驶员、售票员应当予以劝阻和制止。
乘客携带重量超过十五公斤不足三十公斤，或者体积超过零点一立方米不足零点二五立方米，或者占地面积超过零点二五平方米不足零点三五平方米的物品，应当另行购买一人全票，并放置安全。
第三十五条 老年人、儿童、中小学生、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免费乘车或者优惠乘车待遇。
第三十六条 公交企业应当保证运营安全资金投入，设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运营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第三十七条 公交企业应当利用电子报站设备等多种形式，向乘客宣传安全文明乘车知识。
第三十八条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发生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的，公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启动应急预案。
第三十九条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公交企业运营服务状况进行评议，其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经营者特许经营权期满是否重新授予经营权的依据。公交主管部门组织评议时，应当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并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第四十条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投诉制度，公开投诉电话、通信地址、电子邮箱等，接受社会监督。
公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二十日内调查处理完毕，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诉人。
第四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预防和处置交通事故、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公交企业未按规定对公交设施进行定期维护或者及时抢修，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擅自迁移、拆除、毁坏、挤占、污损、遮盖公交设施的；
（三）在距电车架线杆、拉线、馈线安全保护范围内建造构筑物、堆放物品、擅自挖掘及其他有碍维修作业或安全行车的。
第四十三条 未取得特许经营权擅自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的，由公交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公交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采取承包、挂靠、联营等方式变相转让经营权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特许经营协议，擅自调整线路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公交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撤销其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经营权。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由规划或者国土资源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在公交车站前后三十米路段内停放其他社会车辆或者设置摊点、堆放物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管理权限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公交设施的建设项目，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
（二）对非法侵占公交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
（三）未按照法定权限、程序及时拨付有关财政资金的；
（四）未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核发车辆营运证的；
（五）对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