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现代司法理念对“执行难”的思考/金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0:57:09 浏览: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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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代司法理念对“执行难”的思考
金松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远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强制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为。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法院通过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法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了大量的案件，但仍有许多生效的法律文书未能执行，未能兑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执行难”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与尊严，影响了人们对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损害了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交易公平与安全，这一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所谓“执行难”，是指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客观因素引起的，一些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不履行法律义务，采取软拖、强顶、躲避，甚至以死相要挟，或者有的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人为地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被执行人无力承担举证财产所在的举证不能等引起的案件难以执行的局面；同时也由于执法环境差、执行立法不够完善、法院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人员怠于执行、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等非当事人自身因素所引起的案件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局面。
“执行难”是主要表现为：⑴被执行人难找；⑵执行人财产难寻；⑶被执行财产难动；⑷抗拒执行的案件难查；⑸申请执行人举证不力使法院无从执行；⑹执行财产的权属有待确定致使法院无法迅速执行；⑺立法的缺陷导致执行过程中缺乏实践操作性，给执行人员的依法办案增加了难度；⑻法院人员编制的限制引起的执行机构力量配备不足；⑼执行队伍素质不高，个别执行人员犯官僚主义，怠于执行案件；⑽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受委托执行法院或协助执行法院不配合，不协助，使委托、协助执行案件执行效率降低；⑾裁判文书制作简单，未能对证据进行逐一的认定，亦未对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加以翔实而又明确的表述，导致当事人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心存怀疑，对履行裁判文书中所确定的义务持消极态度甚至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难”；⑿如个别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执行事项的表述模棱两可，不具体，以致案件无法执行。⒀审执分离所引发的难执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审判人员一般注重的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外，对于不影响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裁定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就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转移财产提供了机会，使执行程序开始后的执行工作无法顺利进行；⒁法院为追求社会的稳定而不得已的慎重执行而引发的执行工作难以开展，如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死相威胁，法院不得已而采取暂缓执行，对其进行思想说服工作等；⒂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妨碍法院执行。
在谈到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根源的时候，大家都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首先想到的就是法院，大做特做法院的文章，却疏忽了当事人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客观地说“执行难”的根源分别存在于被执行人、社会和执行机构三个方面。首先，是被执行人的原因。债务人当前和将来都根本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债权人的债权当然难以实现，进入执行程序也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执行当然的困难的。其次，是社会根源。它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对于债务人的财产及信用状况缺乏有效控制，以致发生“债务人难找，债务人的财产难寻”的无奈；二是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作怪，外部干扰严重，因而出现“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尴尬局面。再次，是执行机构的原因。一是少数执行机构消极不作为，如对于债权人的申请久拖不执，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查不找，对于受托执行按兵不动，对于明显的执行错误不理不纠，等等；二是个别执行机构违法积极作为，如违反法定程序查封或解封财产，故意高估或低评被执行财产，违反法定顺序清偿或分配财产，强迫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阻碍甚至对抗外地法院执行，等等。因此，把“执行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民法院，板子全打到法院身上，也是不公正的。
在笔者看来，造成“执行难”的主观原因，在于对“执行难”的不全面认识和执行工作指导思想的错误。《民事诉讼法》自施行以来，指导执行工作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执行中的超职权主义。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大包大揽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利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即使未提供任何财产线索，法院也会依职权主动出击，调查取证，执行保全，等等，或者为提高结案率，动辄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在这种执行工作模式中，当事人游离于执行程序之外，法院几乎成了“讨债公司”。不仅浪费了法院的执行资源，而且极易使当事人产生角色“错位”，认为执行完全是法院的事情，只要案件不能执结，不问原因何在，都归咎于法院执行工作不力。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工作模式，使法院执行工作一直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把评价执行工作的标准定位于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这是当前评判执行工作急需澄清、转变的观念。衡量法院执行工作是否已经尽职尽责的标准，是法院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律设定的一切执行措施。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强制执行的实质看，强制执行是在当事人对合法权利的个人私利主张得不到实现时，由人民法院 实施的公力救济。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是对当事人申请执行这一程序权利的认可和保护，不是对执行结果的承诺，也不意味着法院就成为“付款给钱”的地方。如果以债权实现的多寡作为评价法院执行的标准，指责法院“执行难”，实际上就把债权得不到充足实现时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不法院，这显然不妥。
二、从执行的目标看，强制执行所能保护的债权是那些可以实现的利益。如果当事人的某项利益在客观上已经没有实现的条件，法院就只能通过判决对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体现司法执行权的公正。
三、从执行权的运行特征看，执行法院即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对立面。只要法院 穷尽了法律设定的一切执行措施，切实履行了法律职责，执行程序就应当宣告结束。要把执行人员作为中立的司法者来评判，而不能把执行人员作为债权人的代言人来评判。
为此，明确了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所处的地位，转变执行观念，把在执行工作中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以及现在全国各地盛行的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都在一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举证责任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移。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将当事人因举证不能而导致案件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或迅速执行的过错归结到法院身上，不加区别地统称为“执行难”，而将当事人自身未能履行其举证义务所引起的权利暂时无法得到实现的后果由法院来承担，忽略了当事人应对其行为负有充分估断到市场交易的风险并将之最小化的责任，助长了当事人消极等待的心理，把法院推向矛盾的焦点所在，这是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诉讼的发展体制的。执行的本质是对既有法律文书内容的实现，权利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全部满足，除了法院执行力度和方法的原因外，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全部实现债权并非法院执行之责任，法院所应承担的是为实现债权的“措施到位”责任。因此，要注意执行程序的正当性。在执行程序的进行中，要始终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处分权和抗辨权，充分体现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
在用现代司法理念思考“执行难”时，我们不能忽视人民法院内部的执行机构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执行机构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因素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法院执行机构体制存在的弊端有：
一、现有法律对执行机构设置重视不够。一方面，法院组织法只字未提执行机构问题，民事诉讼法也只规定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这只是一个选择性规范，似乎执行机构是可有可无的机构；另一方面，法律也没有给执行机构确定一个法定的称谓。这与法律对审判组织的态度相比,有一种明显的厚此薄彼之感。目前，我国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虽然都设立了执行庭，但最高人民法院仍没有执行庭，平级法院执行庭之间，业务联系性差，上级法院执行庭对下级法院执行庭的指导、监督作用也甚微；且执行机构称为“执行庭”，将其等同于审判业务庭，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之间仅有业务指导、监督关系，并无领导管理关系，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根据我国现行人财物管理体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受控于地方，地方法院 设置的执行机构被当作地方政府处理本地事务的工具，为本地利益的实现而服务。另外，人民法院也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当然也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执行中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
二、现有法律对法院执行人员的地位不明确，缺乏应有的组织保障。法院组织法中只讲到各级人民法院设立执行员，执行员的法律地位及任免程序不明，且法官法中也没有提及执行员，这影响了执行工作在法院工作中的地位，也挫伤了执行员的工作积极性。在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员的任免一般没有手续，随意性大，很不严肃。而审判员的任命不仅需要组织部门的考核审批，还需由本院院长提请人大审议通过,不经法定程序，不受撤免。表现出执行员的法律地位不如审判员的现象，执行人员往往较审判人员被提升的机率要低。然而目前执行工作比审判工作更加艰巨复杂，不愿干执行工作，是法院内部人员存在的普遍现象。执行庭的执行人员往往被任命为审判员，这又显然有悖于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的原则。另外由于法律对执行员的地位不明确，导致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执行人员不需要什么业务能力，不需要较多的法律知识，只要能吃苦耐劳就行了，放松了对执行员的培训、学习，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与目前执行员的法律地位低的现状很不适应。可以说，执行员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影响法院执行工作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在权力配置模式上，将执行案件等同于审判案件，执行人员一案到底，集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于一身，且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造成执行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就难以保证。
四、长期以来我国的执行立法滞后，尚未有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执行的规定，包含在民事诉讼法第三编中，共四章30条，不但条文少，内容不完善，其余的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些司法解释中。与各项审判工作的法律规定相比，执行工作的规范性规定条文少，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实践中应用起来极为不便。民事诉讼法在1991 年对违反执行工作一系列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在今天仍在适用，也不能更加有力地打击妨碍执行工作的行为，有些条文规定的十分粗放，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且产生异议，更没有明确界定罚款与拘留、罪与非罪的界限，导致目前法院执行工作在这方面的力度不大，缺乏应有的威慑力。执行权这一重要的概念尚无法律界定，何况是执行改革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建立执行权分离运行的机制等，难以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找到直接的依据，越发加剧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为此，针对目前法院执行机构体制存在的上述弊端进行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从法律上明确执行机构设置的法律地位。当前，我国需要体现国家强制执行权的法院执行机构进行强制执行的领域十分广阔，如民事诉讼、仲裁、公证、行政、破产等等。据以执行的依据包括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以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等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越来越多收案范围越来越广，案件类型也越来越复杂。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以及执行人员队伍，以适应强制执行工作的需要。建议在全国法院系统内自上而下成立相对独立的执行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健全执行机构的内部设置。其人员经费的编制预算，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直接由中央财政支付，实行垂直领导，摆脱地方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完善的、协调的执行机构网络。这样，在强制执行工作中，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可以及时地得到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法院之间可以相互配合。
二、科学合理地设置执行机构，构建执行权分权运行模式。在法院执行机构内部设立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相分离的运行机制，分权的目是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权力运作更加顺畅，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执行工作流程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同时在制度上以防止权力集中，产生执行不公的现象。执行裁判庭由执行法官及书记员组成，负责行使执行裁判权和发出执行指令，制定执行计划。其主要工作职责为，：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作出执行裁定及指令；审查案外人及第三人异议；决定变更及追加执行当事人；对委托评估、拍卖、变卖和执行分配进行裁定；决定执行案件的中止、暂缓及其它执行裁定；负责执行案件的期限及执行回告；审查对拘留、罚款决定的复议申请等。建立对执行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实行合议的制度。执行实施权由执行员组成，根据执行裁判庭的指令及制定执行计划，负责实施执行措施。其主要工作职责为：送达执行法律文书；调查核实被执行人的财产；实施强制措施；负责简易案件的执行以及实施其它执行行为。
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分权行使，改变了传统运行模式中案件由个人决定、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客观上容易导致执行权滥用的状况。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在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监督，从运行模式上杜绝了随意执行，消极执行和简单执行、违法执行的可能性。实行执行全程公开，增加了透明度，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使执行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及当事人的考察、评价和监督，从制度上杜绝了随意执行、违法执行的可能性，切实体现了执行活动的公开、公正、文明、依法。
三、从法律上明确执行员的法律地位。建议修改法官法，把执行员纳入法官的范畴，或者单独制定执行官法，执行员的任命经过组织部门的考核审批，由本院院长提请人大审议通过,不经法定程序，不受撤免。将执行人员与审判人员同等看待，调动执行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执行员的录用、任免、职权范围、职责、考核、奖惩等依据法官的管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以保证其素质。
四、尽快制订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强制执行问题作了不少的司法解释，各级法院也都已制定或拟制定执行工作细则，不少地方人大颁布了有关强制执行的地方性法规，所有这些都在为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做了准备工作。从执行机构设置、执行分权、执行管辖、执行程序、执行措施、协助执行、执行范围、执行期限、妨害执行行为的制裁办法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适应日趋复杂的执行工作的需要。完善配套立法，营造有利于执行工作的外部法制环境。理顺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民事执行管理体制，强化民事执行措施，强化执行机构及其人员依法执行的观念，确保公正执行，提高效率，为根本解决“执行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 加大执行工作的力度，改善执行环境。目前，由于我国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法院执行工作表现出苍白无力,使得大量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人民法院应有的司法权威，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动摇了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而且引发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社会信用关系和商品交易安全缺乏保障，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改善目前的执行环境，加强宣传，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法院执行机构的威慑力，从而扭转“执行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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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间接结合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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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晨宏
间接结合侵权是侵权形式的一种，该种侵权形式在社会实践中并不少见，而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侵权形式的规定却是十分简单的，侵权的模式也仅仅限于典型的共同侵权和单独侵权，其中共同侵权包含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单独侵权也仅仅限于单个行为侵权，而对于本文所提间接结合侵权并未涉及。为了更好的阐述间接结合侵权，笔者暂将侵权分为多人侵权和单人侵权（当然，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科学），而多人侵权中就可以分为直接结合侵权和间接结合侵权，显然直接结合侵权和间接结合侵权是相对应的。关于直接结合侵权，也就是民法中的共同侵权在此不作阐述，我们仅就间接结合侵权加以分析。
间接结合侵权的界定标准
间接结合侵权是在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提出的，该规定的内容为：“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应当根据过失的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规定对于我国现有的侵权法律体系而言是突破性的，虽然该司法解释条文属于扩大性的解释，但是该解释中所确立原则是符合法律精神 的，也是符合立法趋势的。
从条文本身看，设定间接侵权所采取的是一种排除性的定义方法，首先前提是二人以上实施了侵权行为，其次，数个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不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第三，侵权行为间接结合在一起，第四，行为人承担按份责任。但是，如果仅仅根据上述内容作为界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间接结合侵权事实的标准，恐怕是极为困难的，笔者认为，如果将条文内容中的内涵用现实的标准阐述，不妨可以界定为：单个行为无法实现侵权损害事实的后果，只有多个行为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实现的多人侵权。首先，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将主观上的态度作为界定间接结合侵权的要件，原因很简单，即主观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用直接证据加以证实的，更多的主观态度是用客观事实来推定的。其次，侵权行为毕竟是一种实际发生的客观行为，行为发生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客观的，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发生肯定是由于一定的原因力造成的，对于原因力，由于存在多个行为，那么依据各个行为是否能够单独造成损害后果来确定反而是很简单的。如果数个行为单独都无法形成侵权后果，只有在相加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损害后果，那么该几个行为就构成间接结合侵权，否则就不构成间接结合侵权。
间接结合侵权具体表现形式
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一般是由动态行为和静态行为相结合组成的，当然这里所指的动态与静态只是相对概念，其参照是损害结果发生的过程，更具体一点说，侵权行为原因力一部分是主动实施了某行为，该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成为可能，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力是为损害发生提供了条件，是损害发生的间接原因，二者结合在一起造成损害事实。另外某些情况下侵权的责任承担主体实施的可能都是静态行为，都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作为一方所放任的事实是放任的应是一种动态行为，或者说不作为一方的放任直接产生了一种动态行为的产生，但无论是哪一种，损害后果或者过程的发生肯定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相加，不可能存在都是其静态行为造成的损害。
间接结合侵权按份责任的科学性
间接侵权的责任承担应该是按份责任，而不应是连带责任。确定多人侵权行为中各个行为人之间应承担的责任，笔者认为仍应根据客观行为发生的原因力之间的关系。首先，如果各个原因力是同一的或者是相加共同组成一个行为，原因力的实施者主观上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那么这是典型的共同侵权，此时原因力虽为多人实施，但对于受害者来说，此多人实施的原因力实际上是一个原因力，而原因力的实施者自然应该就一个行为承担责任，那么一个原因力的多个实施者应该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如果各个原因力都能造成损害，但没有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只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故意或者过失，实际发生的损害是由于多个相同的原因力相加造成的，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原因力实施者之间并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承担按份责任，但是假定该命题成立的话，将出现受害人举证不能的后果，实践中发生的事实多属无法区分原因力大小的，为了平衡致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力量对比，法律拟制了多个原因力实施主体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多个原因力之间没有关联性，各自实施的动态行为和静态行为，且行为人也没有沟通，只是在损害发生过程中偶然性的结合在一起，且各个原因力的实施者单个无法造成损害的发生，就构成间接结合侵权，该情况下，要求各原因力的实施者承担连带责任是很不公平的，毕竟单个行为是无法出现损害的，单个行为只有危险存在，不可能实际发生损害，这与前述的情况也是相去甚远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各个原因力的大小实践中也是可能的，根据条件与原因、距离远近、过失的大小、防止危险的能力等因素的对比，完全可以确定各原因力的大小，故此对于此种情况承担按份责任是十分合理的。
如何区分原因力大小
笔者以为，间接结合侵权行为的发生一般存在一个主动方，也就是作为者，还有一个从动方，也就是不作为者，作为主动方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属于动态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动因，行为的后果与其行为直接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动态行为使原本仅仅存在的危险转化为了现实的损害后果，故此一般应认为动态行为是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中较大的原因力，应承担较大份额的责任，而静态行为对于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仅仅起到了辅助作用，如果没有动态行为的发生，存在的仅仅是一种危险状态，故此应该认定静态行为者承担较小份额的责任。
另外，在认定各原因力承担按份责任大小时应注意一种情况，当静态行为者从事的是一种牟利行为，静态行为导致的危险是针对广大公众的一种风险，该风险的发生机率很高，同时杜绝风险又十分容易时，对于实际发生的损害后果，静态行为者应承担较大份额的责任，原因很简单，就是静态行为者放纵的风险不再完全是偶然性的，其静态行为造成的危险是其忽略的是所从事行业的基本义务，承担较大份额的责任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认定间接结合侵权的注意事项
1、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忽略一行为的过错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某一个行为因主观过错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性，可能认定一个间接结合侵权中动态行为者构成犯罪，因而忽略静态行为的过错，笔者以为，首先，应严格的区分行为后果与行为之间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结合侵权，一般不宜将间接结合侵权中的任何一个行为认定为犯罪，原因是间接结合侵权中任何一个单个行为无法成就损害结果，那么符合犯罪构成在主客观上也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如果某种行为造成的危险十分严重，符合某个犯罪的构成，认定为犯罪也不为过，但是应注意一点，刑事犯罪认定并不能否认另一行为在整体侵权事实中的作用，民事责任不应因为一行为构成犯罪就可以忽略另一行为的过错。
2、认定一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忽略另一行为
根据民法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是有损害后果的，但是间接结合侵权的数个行为单个是无法构成侵权行为，单个行为无法成就损害后果，故此在认定间接结合侵权时必须注意，不要仅仅认为一个行为的过错对于损害后果的产生十分明显，就认定该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而另一行为不明显，就忽略该行为的存在。
3、过分强调动态行为的过错
前述已经提到，在某些情况下，静态行为的过错程度对于损害后果的产生是更为严重的，更为直接的，在此种情况下，有必要强调静态行为过错的程度，原因是如此认定，一个是符合公平原则，另一个是通过矫枉过正的办法防止本可以防止的损害再次发生。
间接结合侵权与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该条文的主旨是在阐述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是指法定义务不履行行为与他人的侵权行为发生竞合而产生的补充责任，笔者以为，间接结合侵权的数行为者之间不应存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因是补充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行为与间接结合侵权行为是不相同的，各个行为的实施者过错也是不一致的。补充赔偿责任的立法主旨是为了更大限度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更大程度的保障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对于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者的主体是有限的，特定的，而且在实践中，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者实际上对损害的发生是没有民事过错的，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只是其从事的是一种特定的牟利行为，具备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合同义务，从该角度而言，补充赔偿责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过错的违约责任，在侵权行为法上，其并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行为，损害后果是由于直接侵权人的直接侵权行为造成的，只是为了前述的目的，才要求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补充赔偿责任者承担的责任是本应由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故其享有追偿权，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责任是交叉的。而间接结合侵权则不然，各个责任承担者承担的是侵权行为法的自己的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也就是各负其责，其责任之间是不交叉的，各责任者不发生追偿权。
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实施细则（试行）
铁道部
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实施细则（试行）
铁劳（1992）43号
根据铁道部、劳动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铁路运输、工业、物资供销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换算周转量、上交税金复合挂钩实施办法＞的通知》（铁劳〔1991〕147号）精神，为充分调动铁路工业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使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企业的生产适应铁路运输发展的需要，部决定自1991年起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职工的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上下浮动，把工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本企业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使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企业生产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有适度增长。为此，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挂钩指标及比例
铁道部对总公司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以下简称“工效挂钩”）指标，既要鼓励铁路工业企业为运输部门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良好的产品；又要鼓励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推动调整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挖掘内部潜力，开拓经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产品投入市场竞争，增收节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考虑铁路大联动机的特点。因此，确定挂钩形式如下：
1、工资总额同部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销售收入、实现利润挂钩，挂钩比例分别为50％、40％、10％，实行总挂总提。
2、工资总额同部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挂钩浮动的比例为1：1，即：总公司在全面完成部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时可按挂钩比例和实行“工效”挂钩的铁路运输、工业、物资供销企业当年新增效益工资增长幅度增加工资总额。
3、工资总额同销售收入挂钩，分为与部下达生产任务产品销售收入和打入市场产品的销售收入，其浮动比例分别为1：0．75和1：0．8。
4、工资总额同实现利润挂钩的浮动比例为1：0．7。
二、基数核定
1、工资总额基数：
原则上以铁道部核定的上年度工资总额（不包括物价补贴和原材料、能源节约奖）为基础，加上按政策规定当年允许核入基数的工资总额进行核定。对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2、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均按上年实际数进行核定。
3、部对总公司挂钩的各项生产任务为：
机车、客车、货车的制造和修理，牵引电动机、柴油机增压器等。
挂钩指标的挂钩比例和浮动比例原则上不作调整。但遇到当年按挂钩指标的挂钩比例和浮动比例计算的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超过部实行“工效”挂钩的铁路运输、工业、物资供销企业当年新增效益工资增长幅度时，或由于铁道部有关政策的调整，使总公司按挂钩办法计算的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过低时，可由铁道部调整挂钩指标的挂钩比例和浮动比例。
三、基数的调整
实行“工效”挂钩后，原则上实行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但遇下列情况时，可相应调整挂钩指标基数：
1、在部下达的劳动工资计划内按国家政策规定接收的复员退伍军人、军队转业干部、大中专毕业生等，当年所需工资按实际数在工资总额基数外单列，下年度按上年实际接收人数和核定的平均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核入工资总额基数。
2、列入部定大中型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投产时，当年增人所需工资按核定数在工资总额基数外单列下年度核入工资总额基数，同时相应调整挂钩指标基数。
3、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改革和工资改革措施对经济效益和工资影响较大时，经国家批准后另行解决。
四、考核指标
1、完不成部下达的生产任务（包括产品品种和数量）时，每少完成一项按其挂钩比例相应减少10％新增效益工资。对铁路运输、建设急需的短线产品，超额完成计划时，可适当给予奖励工资。
2、总公司必须完成部下达的百元商品产值成本和定额流动奖金周转天数财务计划指标，完不成百元商品产值成本计划的要扣减新增效益工资的10％；完不成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计划的要扣减新增效益工资的5％。
3、发生责任重大、大事故，按事故直接损失比例（最多10％）扣减当年挂钩应提工资；发生职工伤亡事故，按部（84）铁劳人字1878号文件第四条规定罚款数额的50％扣减应提工资。
4、总公司内部分配除以上考核指标外，还必须对产品质量标准严格考核，完不成者根据情况不发或减发大部分新增效益工资。
五、挂钩工资总额的结算
当年挂钩工资总额＝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新增效益工资＋其它工资
其中：1、新增效益工资
新增效益工资＝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50％×实行“工效”挂钩的铁路运输、工业、物资供销企业当上新增效益工资增长幅度＋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40％×（部生产任务产品销售收入比基数的增长幅度×0．75＋市场产品销售收入比基数的增长幅度×0．8）＋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10％×（实现利润比基数的增长幅度×0．70）
2、其它工资
（1）按考核指标扣减的工资。
（2）铁道部发给的一次性奖。
（3）当年接收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部定大中型投产项目增人等实际发生的工资。
（4）短线产品的奖励工资。
按挂钩指标和考核指标结算的工资总额比核定的基数减少时，减少的工资总额最多不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的20％。
部定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大、中型项目培训人员的工资，按铁道部有关规定办理。
工资总额结算时，机车车辆总公司应填报“铁路企业工效挂钩指标完成情况表”及“铁路企业工效挂钩工资结算表”一式四份报铁道部，由劳动工资司代部办理批复手续。
六、工资总额的预提
工资总额在年度结算前，总公司可根据本单位挂钩指标增长情况按月预提工资，但使用时应留有余地。年终结算时，当年预提的工资总额小于结算的工资额时，节余的工资总额转入工资增长基金；大于结算的工资总额时，在下年度工资总额结算中扣除，并不得列入当年的成本。“工效”挂钩前总公司节余的奖励基金转为工资增长基金。
工资增长基金允许在年度之间调剂使用，以丰补歉。
七、富余人员的安置
实行“工效”挂钩后，在部核定的包干人数以内，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出来的人员，首先支援部定新建、扩建和改建大、中型项目，在培训期间，其工资可按铁道部规定办理；其次发展第三产业，从事多种经营和扶持集体经济，这些人员的工资由多种经营单位和集体企业列支。上述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总额基数不予核减。
未从原单位划出或转产、停产单位人员，其工资仍由核定的挂钩工资总额中列支。
八、搞好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
总公司可根据本办法的原则精神，结合本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好挂钩指标和考核指标，将“工效”挂钩落实到各单位，并报部备案。总公司对所属企业的挂钩指标，可结合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挂钩办法，并要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完善；但对个别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改扩建或转产尚未形成生产能力、经营性亏损、完全依靠利润补贴的单位，可不实行“工效”挂钩办法，暂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改扩建或转产单位当年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能力70％以上时，再根据经济效益情况选择挂钩指标实行“工效”挂钩；经营情况不好的单位应积极努力，扭转亏损，待具备实行“工效”挂钩条件时，再经过批准实行“工效”挂钩。
九、实行“工效”挂钩后，工资总额的发放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双控”原则，当年应提取的挂钩工资大于工资总额计划时，按部下达的计划执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追加工资总额计划时，须按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程序报批。当年应提挂钩工资小于工资总额计划时，按应提工资发放。同时，要加强工资基金的管理，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
实行“工效”挂钩的铁路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有关工资、津贴、补贴等规定，按国家和铁道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十、实行“工效”挂钩一定要进一步加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严禁弄虚作假，严格执行各项制度，遵章守纪，搞好两个文明建设。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度起试行。
